1985年开始，我负责院里工作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班子是比较团结的，正职之间、和副职之间都比较团结，班子的状态总的来讲很好。大家一起工作，精诚团结，干事创业。

那时，霍万库是书记，我是院长，霍万库是学机电的，我是学采矿的，在矿业学院里采矿与机电是两个主要的专业，他和机电的教师相对比较熟悉，我对采矿的比较熟悉。我们两人一交流，全院教职工的基本状况就可以掌握了。霍万库工作热情高，善于接触教师和干部，很能了解情况，不只是校内，其他煤炭院校的校长、书记他也很熟悉，各矿务局和部里的司局也一样。我不善于打交道，外面情况了解也少，很多情况是他告诉我的，这样弥补了我的不足。关于学校的事情我们会随时相互交换情况和看法，对事情很快会有及时处理的方案。当然重要的问题是会正式地在院长办公会和党委会上讨论的。在我的记忆里院长办公会也好，党委会也好，讨论时看法有一致的，也有不一致的，也有争论的，但好像没有出现过太大的分歧，更没有因工作而闹到对立。我想这是因为我们班子里的成员的素质还是可以的，讨论问题的标准就是如何能妥善地解决问题，怎样做是对学校发展最有利的，不管是谁的意见，只要符合上述原则的就采纳。实际上排除了个人的情绪好恶，以事业为重。所以大家认为我们这个班子在一起工作心情是舒畅的。

有一次，一位副院长找我，抱怨底下的处长不听他的，说我这个副院长讲了不算。其实这是一个思想和工作方法的问题，我跟他说：“你的思想方法不对，做一件事，首先你要考虑：当你的想法提出来之后，如果别人不同意，那就先听听人家的意见，他不同意在什么地方，是不是有道理，不能认为人家一提意见不合你的想法，就说我是院长你是处长就应该听我的，这是以权压人，要不得。人家说的对的应该采纳，不对的要以理说服他，然后再拍板实施，千万不要认为人家冒犯了你。”他听从了我的意见，矛盾解决了，工作开展比较顺利了。

张荷英负责学生工作，干得很好，我很佩服她，一个女同志不容易，所以她提出怎么做，我就说你做吧。她能够独当一面，真的不需要我操心，在学生工作方面就是累死，我也赶不上她。

后勤、科研、教学也是这样，谁分管谁负责，不需要都来要我决定，谁负责谁去做，我主要从总体政策效果上把握，如有不好的反映我会告诉他，让他再去做好。如果一些小事情都堆在我这里处理，那么永远也干不完干不好，还耽误事。

分管领导有什么想法，只要有道理，我就支持；如果感到有问题，我就跟他讲你这个地方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，你再认真考虑考虑，可以先试试。我不干涉他们，他们也心情舒畅。

班子成员是这样，下面的处长们工作也十分认真负责。当时的财务处长有些人认为他有点“刺头”，我觉得还行，因为他管钱管得很“厉害”，有人说他太抠，我说那不是，财务就是要严格制度。当时学校财务是很困难的，煤炭部给一部分，我们自己争取一部分，但要买设备什么的用起来往往捉襟见肘，因此，每一笔钱都要用好。有一次，问起财务状况，他跟我说还“藏”了十万块钱，以备急需之用，没有让副院长们知道，说如果他们知道了就会花掉，这笔钱只有你一个人知道、只有你同意才能花。十万块钱现在来看不算什么，但那个时候不算少。我说，你管得很好。学校这么大，钱又那么少，如果大手大脚，该用的时候拿不出来，多急人！我觉得他们还是很尽责的。

当时的教务处长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，干得很不错，本想提他当副院长，由于职数问题部里没同意，后来正教授也没评上，我觉得也很亏欠他。当时管科研、管外事的处长对外开拓得都不错。

我这个人能力不是很强，想不出太多的主意，很多好点子都是教师和干部想出来的。有时候有的老师跟我说一些他的想法，我考虑后觉得可行的我会支持他干。有的想法我觉得可能行，但还有问题，就给他讲请楚我考虑的问题在那里，请他再仔细考虑。大家都在想办法，办法就多了。

工作中，我也从过去领导身上吸取一些教训，比如，有的事抠得太细，对人过于严苛，搞得都不愉快。我觉得，事情是大家做的，一个人不能包打天下，对自己应当严格一些，对待他人应当宽容一些，不能太严格了。

学校里有一小部分教师业务上不错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有些激进，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后来审查了一段时间，没发现大问题。我认为，有些事情过去了就不要追究了。尽管有好多人对他们还是有看法，但我觉得不能从派性出发来看人，所以，还是很支持他们搞好业务。后来他们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，为学校做出了贡献。

这么多年的工作，我有一个最大的体会：风气要正，把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，这样，事业才会更好地发展。